一、问题的提出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机关在职务违法犯罪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实物证据一般采用移送方式，言词证据则通过检察机关重新取证的方式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客观而言，这一做法在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取证合法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下降等现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以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为立法目标，第 33 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实践的纪检监察证据材料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化、衔接难题。

但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具体运用中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一方面，《监察法》第 33 条只是初步实现了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2018 年修改时并未对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作出明确规定，同时第 54 条保留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的规定。换言之，监察机关面临着在刑事诉讼中未作为取证主体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证据衔接的规定依然过于简略和抽象，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基于不同立场，控辩审不同主体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极容易产生争议。为此，国家监察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监察法》各项规定。但是，该条例作为监察法规，仅是监察机关内部规范，并不能根本性解决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运用中的各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