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美育是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具有激发乡村文化内生活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价值意义。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的改变，导致我国乡村美育面临美育主体性危机、美育价值弱化、美育实践碎片化以及现代性冲击等现实困境。为此，从文化治理的角度，乡村美育实践应从培育乡村文化主体成长、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引领、注重乡村美育场域打造、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创新以及重塑乡村文化治理格局等方面入手，实现以美治乡、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愿景。

关键词：乡村美育;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乡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前进。但同 时，乡村社会也面临着经济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的结构性变迁，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乡村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拔根”危机[1]。在这种新的乡村发展历史境遇和文化建设语境中，乡村审美实践呈现出新的文化面向，乡村文化振兴迫切需要解决两组矛盾：一是

如何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既保护好原有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精华，如具有传承价值的乡土伦理、文化生活样式以及各类乡村文化遗产等，又能摒弃落后、愚昧的乡土文化糟粕; 二是如何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既良好吸收譬如理性公平、现代契约精神以及法律意识等现代化精神理念，又保护其不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既保持开放又坚定传承，力求充分保持并展示自身特有的乡土传统文化精神。

自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来，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在乡村文化治理方面要“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2]。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乡村美育元素既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手段，又是文化治理的内容，它既唤起村民内心对美的追求，又指导乡村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因此，从乡村文化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乡村美育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中的价值生产，梳理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找准发展路径，对于提升乡村文化主体性、增强乡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美丽乡村有着重要

意义，同时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民族文化根脉“有土可依、有乡可还”的重要路径。

一、相关研究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3]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如何通过乡村文化治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学者们的研 究热点，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从审美和美育的角度关注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发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 基于乡村美育和文化治理两个角度，本文主要从理论基础维度集中梳理现有的关于乡村文化治理、审美符号与文化治理关系的研究，以及从实践维度梳理人文艺术领域中对乡村文化和乡村美育的相关研究。

（一）文化治理中的审美符号

文化治理理论源于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他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治理的 概念，认为“应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过历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为了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和行为，这部分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 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加以构想”[4]210。他主张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既关涉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仪和生活方式，又是对这些对象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手段。

正是在这种理论前提下，艺术活动、博物馆、传统文化等美育元素也被吸纳进来成为文化治理的中介。

首先是关于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演化逻辑、现实困境和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有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文化治理历史，认为其经历了从“有限治理”到“系统治理”再到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逻辑演进[5];同时，研究者们对当下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关注较多，认为目前我国乡村从文化环境到文化治理主体和客体等都受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乡村传统文化出现明显的凋敝与异化[6]，为本文探讨乡村美育的现状与困境提供了现实参照。还有学者从文化治理策略的角度提出当前乡村文化治理最为基础的工作应首先对乡村治理谱系进行图谱绘制，“依据不同的乡村属性特质，编制和绘制乡村治理的文化社会结构图”[7]等。但从总量上看，以“乡村文化治理”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在 CNKI 中收录还不到百篇，这样的研究成果总量不论是从当前国家的战略指向还是乡村文化治理现状看，都是与之不相匹配的。

其次是关于美育或审美活动在文化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相关研究。西方早期美育思想家康德、席勒主张审美无功利思想，力求通过审美超越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现实弊病，从而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而后福柯和本尼特等人都对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思想割裂了个体和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区隔”仅是一种幻

想。就我国而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治理的概念，但审美文化治理逻辑却贯穿几千年中华文明。从古代儒家思想中的“礼乐诗书教化”，到近现代梁启超的“新民”美育思想、蔡元培的“以美代宗教”思想以及朱光潛主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 世的事业”的“人生论”美学等等，美育一直在国家社会治理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的美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美育社会功能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人文理想”和“文化治理”是构成美育思想和实践的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美育在文化史中的不同人文面相和演变线索[8]。同时，美育因其“实践性”而对我国现代社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有不可低估的作用[9]。对于当代社会中的个人发展而言，美育更是“感性教育、培养整体人格的教育以及创造教育”[10]，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最终目的。而关于当代美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审美教育超越传统美学向哲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转向，认为“必须在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生态、伦理和科学领域里，来寻找今日的审美方式”[11]，这就为审美符号在文化治理中的运用提供了现实合法性和理论依据， 其中的生态审美、自然审美、技术审美等领域的开拓也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二）人文艺术视野下的乡村文化与乡村美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