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第 390 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是第 388 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对合犯。立法修正明确了本罪的犯罪构成，阻塞了影响力犯罪的规范漏洞，弥补了贿赂犯罪体系失调的问题。然而，本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有若干问题须廓清。在构成要件层面，本罪侵害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可信赖性和公正性;客观方面的手段行为并非权钱交易行为，而是单纯的物质利益给予行为，“影响力”应采综合标准说，行为既遂采实际控制贿赂与重大损失择一说;行为人主观方面应当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在罪行界分层面，本罪与行贿罪体系中的其他犯罪具有明显差异，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把握核心要点。

[关键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构成要件 罪行界分一、问题意识

当前，我国的反腐工作取得了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在全社会树立起了清明的政治新风。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 未来中国反腐的工作目标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的胜利。在法制建设层面，推进国家的反腐败立法是实现压倒性胜利的关键一步。刑法是惩治贪贿犯罪的重要利器，我国《刑法》贪贿犯罪立法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反腐工作的进程。由于《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未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行为纳入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使得这一构罪模式存在立法漏洞，刑法不能全部追究影响力受贿犯罪中对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贿行为是“滋生”受贿行为的温床，如果不从源头上遏制行贿行为，受贿的存量便不能得到实质削减。《刑法修正案（九）》基于削减行贿存量、遏制行贿增量的目的，在第 46 条新增“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①，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形成封闭的对合关系， 严密了影响力犯罪的刑事法网。由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兼具行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两罪的特色，因而明确本罪的犯罪构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行贿犯罪群体系中包含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多项罪名， 如何厘清本罪与他类行贿罪的核心差异亦成为实务中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②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之构成要件

（一）客体

本罪属于贿赂犯罪，其保护客体应当从属于贿赂犯罪的保护客体。有关贿赂犯罪保护客体的学说，学界包括廉洁 性说、社会信赖说、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说。廉洁性说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職务行为的廉洁性两种类型。前者主张贿赂行为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清廉义务，后者主张贿赂行为损害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的威信。[1 ]廉洁性说在 1997 年《刑法》修订之后成为通说，但是由于廉洁性本身具有抽象性且理论界未对廉洁义务的主体达成共识，因而该说逐渐受到质疑。社会信赖说主张贿赂行为损害了公众对国家管理活动的信任感。只有国家的管理活动为公众所信任，公众不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国家的管理事项，国家秩序才得以安定。然而，由于国民的观感不具有普遍性，每个人的信赖感不尽相同，法律无法给“社会信赖”这一法益设定客观的评价标准，因而信赖感同廉洁性殊途同归， 自身含义均具有空洞性。[2 ]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及其衍生出的职务行为不可交易性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其核心内容是： 国家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与社会公众进行了权力交换，国家因此获得对等报酬，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再将其职务行为作为利益对价，那么这种对价就是不正当的。[3 ]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既要关注职务行为实施前、中、后与他人回报形成的利益对价，又要关注这种利益对价对社会公众造成的信赖伤害。尽管如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仍然存在致命缺陷，即该说无法成为影响力贿赂犯罪、介绍型贿赂罪的保护客体。影响力贿赂类犯罪中存在仅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特定关系而未运用与对价利益相对应的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的情形;介绍贿赂罪中被收买的是被介绍者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介绍者的职务行为。可见，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存在严重的理论漏洞。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说主张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存在不当行使国家权力的危险。具言之，公务人员收受贿赂后使职务行为置于贿赂的阴影之中，执行职务过程中难免有不正当裁量的风险。[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