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科学兴起后，道德成为其研究重心之一。随着神经科学对道德相关神经网络的定位以及道德脑域功能的厘清，关于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道德教育的诉求逐渐明晰。认知神经科学关于道德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如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为认知神经科学与道德教育的结合提供了神经学基础，并为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

一、道德形成的神经学基础

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道德认知、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决策进行了深入探究。在道德认知方面，具身德育概念的产生明确了身体和环境对道德的影响，为促进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提供了新思路;在道德判断方面，认知

—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的出现打破了道德产生于理性的传统概念;在道德决策方面，意志参与决策的 3W（What，When， Whether）模型揭示了道德决策过程中脑域的协同过程。

（一）道德认知：具身隐喻的神经加工机制

道德认知能力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育研究的重心。有关道德认知是如何运作的议题，向来都是争论的焦点。认知神经科学认为，认知的产生以身体为基础，意识的运作有赖于神经网络。道德认知作为意识的一部分，同样受到大脑神经网络的制约与影响。近年来，在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提出了具身道德理论，即身体及其活动方式与道德心理和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强调身体经验以及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道德的抽象概念认知的影响。[1]其中， 具身隐喻概念被应用于道德认知，所谓具身隐喻（Embodied Metaphors）是指个体自动将身体经验相关的具身概念（视觉、触觉、温度觉等）与抽象概念（明暗、软硬、冷暖等）形成连接的过程。[2]具身隐喻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清洁隐喻和空间隐喻。在清洁隐喻的实验中，Denke、Schaefer 等人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揭示了人在进行不道德行为时的脑域活动。当人在进行不道德的行为时，大脑双侧感觉运动区域被显著激活，且显示出躯体特异性和双重分离效应。[3]在空间隐喻的实验中，Meier 等人通过 IAT 范式的研究证明了道德概念与垂直空间线索具有内隐联结关系，其道德的垂直隐喻表征规则是“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4]这些实验均指出了道德认知的产生与运动皮层具有相关性，个体道德概念的建立与身体经验有关的具身概念存在关联性。具身隐喻概念的提出为当前的道德教育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道德认知的产生提供了神经学的理论基础。

（二）道德判断：情绪和认知加工的协同作用

学术界关于道德的产生是否依循于人的情绪存在诸多争论。在传统认知中，道德产生的理性基础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如若道德判断只存在理性而不包含情感，其判断会充满功利性，如此便失去了道德本身的含义; 反过来说，若道德判断仅仅依靠情感来进行，面对道德两难问题时便会陷入无法取舍的窘境，可见道德判断也需要理性的存在。现代认知神经科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理性在道德中并不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单纯的理性无法构成道德认知，道德需要情绪的参与。Haidt 通过调查人们对不道德事件的快速判断，提出了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The Social intuition Model），即道德判断是在短时间内由情绪作为驱动力完成的。在其后，Haidt 等人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外源性厌恶刺激的条件下进行道德判断，被试皆认为自己并未受到外源性厌恶情绪的影响，但道德判断结果相较正常情况下更为苛责。[5]这一实验也进一步证实了情绪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完全是由情绪驱动的。事实上， 道德驱动是在认知与情绪的协同之下完成的。Greene 等人提出了认知—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并通过将被试卷入两类道德两难问题（易调动情绪与不易调动情绪）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当被试在卷入不易调动情绪的道德两难问题时，脑域中的背侧前额叶和顶叶会被激活，这一区域主要与认知加工有关;当被试卷入容易激起情绪的道德两难问题时，脑域中的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后回会被激活，这一区域主要与情绪加工有关。[6]这一实验证明了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情绪与认知系统会同时运作，共同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因此道德判断的理性与否是由个体的情感参与程度所决定的。

（三）道德决策：经由颅脑刺激人的大脑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