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论思想本身极具复杂性：既不能纯粹按西方传统知识论进行解读，也不能仅仅视为一道德功夫修养环节。笔者曾根据朱熹自身的相关诠释，从其所言“格物”的范围、所指以及先后缓急顺序指出其“物”主要是指社会道德人伦日用之事物;从其所言“致知”之主体、对象、性质、目的而推出其“知”是含形上、形下双层意味的道德之知。通过对朱熹之“知”进行“JTB”三元定义分析○1 比较，明确它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概念，因而不能用西方传统三元条件来准确定义。通过与西方“道德知识”概念的初步比较，发现其各自的范围和内涵都不尽一致。综上种种，初步判断朱熹之“知”是一种下学上达的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然而具体何为下学上达的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旨在完成这步工作，尝试对朱熹下学上达的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作一个明晰的界定与说明。对朱熹哲学语境下“知”概念的重新诠释，一来有助于朱熹格致论思想自身的推陈出新、进而构建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道德知识论;二来可使中国哲学传统资源介入到当代知识论的争论中来（如知识论视域下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争的 knowing how 与knowing that 的关系之争），提供一些异于西方知识论的不同视角与思路，以期为中国知识论学者在知识论问题的探讨中攫取更多相应的话语权。

一、关于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

“道德-形上學的能力之知”，是郁振华先生基于对赖尔与王阳明相关概念的探讨而体贴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当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的背景之下，根据赖尔对“knowing how”（郁先生翻译为能力之知[1]（p78））这个概念的三层规定：活动/行动、智力、能力，指出道德的能力之知是关于道德规范的实施性知识。道德的能力之知，作为一种实施性知识，须以道德主体身心一体的躬行实践来表达，并表现为一种既稳定一贯又活泼灵动的实践智慧。通过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的考察，他认为其核心在于道德的能力之知。换言之，良知即道德能力之知，是能力之知的一种。由于阳明哲学思想中，知行合一论、良知说与万物一体思想三者相交织、贯通，郁先生在阳明万物一体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构架内，将阳明之良知（道德的能力之知）提升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2]（pp22-41）。我赞同郁氏的创见，并认为宋明儒者所探讨的“知”，在道德的形而上学语境下，都主要表现为一种追求廓然大公而物来顺应的、有着浓郁形而上学意味的道德的能力之知。

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说朱熹所言致知之知，其最终形态（知至之知）表现为一种明心之全体大用（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知”。此“知”，因其关切的核心是道德人伦而笼统称为道德之知，因其体现为“应万事”之“大用”的能力而表现为一种能力之知，因其涉及“心具众理”之“全体”而突显形而上学意蕴。综合三者，正构成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与阳明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相比，朱熹的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则又表现出其独特性与差异性。我们说“明心之全体大用”与“内圣外王”一样（就结果而言），俱是表达一种理想的圆满状态， 而作为有限之人，我们实际上处于一种追求圆满而未圆满、追求知至而未知至的过程。因此，朱熹所言之知虽然最终落实或表现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从其求知过程（致知在格物）而言，它并非表现为纯粹单一的能力之知。朱熹对“知”有着各种二分，但这种二分又并非截然两端。譬如就性质而言，它主要是先天德性之知（生知），却涵有后天见闻之知的内容（学知）;就形式而言，它表现为一种能力之知，却裹杂着命题性知识;就程度而言，它有真知/常知或深知/浅知之分。朱熹所言之知的这些复杂特性，一方面是由其“理为本”“性即理”的道德本体论所决定（以理言道，禀理而为性，得道于心而为德），主要体现于朱熹对道德的界定;另一方面，可由“下学上达”来表述、统领乃至一而贯之。以下， 将围绕朱熹之论“道”与“德”来阐明“朱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并尝试用“下学上达”来贯穿朱熹所言之知。

二、朱熹论“道”与“德”

中国儒家之道德概念在春秋时期本就是分开来讲的，譬如孔子在《论语·述而》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云，《中庸》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之云。所谓道，一般是指形而上之万事万物的根源、根据，或必须遵循的 规律、原则;所谓德，与得同义，是指遵循道而实践。遵循道意味着得道于心并能在实际生活中遵循一定的原则而行，故

引申出德之一般意义：德行、品德。当道与德合而为道德，即意指“有得于‘道或由道而得到‘道的具体化规定。”[3]（p91） 因此，当我们在探讨儒家之道德概念时，须知晓它不仅包涵狭义道德之义，更有着“道”之形而上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