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数字党建中的数字化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P55 世界正经历从机电工业文明向网络信息文明转型的重大变局，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数字化。客体数字化反向激励主体数字化，即不论全面领导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还是在数字技术塑造的网络和现实双空间长期执政，都需要数字化赋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锻造走在网络信息时代前列的党。数字党建是党面对数字化机遇和挑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觉利用数字技术及其思维方式提高党建质量的新实践。但在数字化过程中考察，数字技术去中心化、扁平化、个性化逻辑与党建集中化、科层化、统一化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党建数字化中出现“既增强又削弱”“既建构又解构”等现实困境，影响数字党建高质量发展。

一、党建数字化困境的主要表现

数字化过程是数字技术与党建结合、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不如数字技术创新、迭代那样迅猛和丰富多彩， 也不如数字党建实践那样成果丰硕和成效巨大，而是在一种沉默不受关注的情景下完成的，以至于学界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比较少地触及节点和细节。可能是由于数字化过程的技术专业性或工作枯燥性，使之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兴趣， 也可能受某种不自觉的功利倾向影响，认为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所以数字化过程才形成一种“黑箱效应”。需要指 出的是，党建数字化过程非常重要且必须清晰透明地展示出来，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审视数字技术对党建进行的全领域、全要素、全流程数字转化、迁移和塑造，发掘隐藏其中的数字化困境。

技术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升是数字化的重要特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对党建开展数字化的过程中， 不但进行技术赋能同时也在进行价值塑造。而党建是一套包含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组织逻辑、运行流程和工作艺术的体系，技术和价值的双向导入既给体系带来了新血液、新动能，也因这种导入产生了“排异效应”，形成诸多党建数字化 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