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古典增长模型预测了在相同稳态时，经济落后地区的赶超和相对发达地区的增长减速。而从长期来看， 生产率的减速才是增长减速的关键原因。本文以长三角为例分析了中国增长减速过程中的区域动力转换。结果发现，至少从 2007 年开始，长三角就开始经历明显的增长减速，全国增长减速中 40%来自于此。这种增长减速主要来自于收入水平上升带来的自然减速、外部需求冲击导致的周期性减速、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减速以及区域发展策略调整导致的政策性减速。对未来的增长动力而言，城镇化可能难以实现F 长三角地区增长动力的转换。未来的增长动力应在推进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率先建立开放准入秩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以建设用地跨区域配置和税收政策调整缓解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瓶颈。

[关键词]增长减速;增长动力;经济增长一、引言

当一名冠军级运动员的成绩同巅峰时期相比大幅下降时，为其找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是由于暂时的身体不适呢？还是因为永久失去了以前的锋芒呢？对此，人们难以得出一个定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类似。从 2015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 3 年低于 7%的增速，相对于 2001 年开始的连续两位数的增速，增长速度下降非常明显。目前，学界以及决策部门已经开始用“新常态”这个术语来描述增长减速后的中国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的这种减速，学界早有预期。早在新世纪开初，江小涓（2003）就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对未来的中国经济（2003 年以后的）可能出现的增长减速提出了警告。从理论上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抬升，一国迟早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从经济起飞，到增长加速再到增长减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在各国的增长实践过程中，这个“自然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一些国家迟迟无法实现经济起飞，还有些国家陷入所谓的“印度式增长”，不能实现增长加速。另有些国家昙花一现，难以持久的增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无法向上攀升。

对于目前的中国增长减速，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总量或产业或人口结构的变迁上。从总量上分析中国增长减速，大多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来分析。毕竟，经济不能长期高于潜在产出增长率运行，如果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那么增长减速就会自然产生;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第三（次）产业渐趋主体，技术进步的速度自然会放缓，从而出现“结构性减速”（袁富华，2012;沈坤荣和吕大国，2013）;[1][2]从人口结构上看，人口老龄化和抚养比的上升导致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蔡昉，2011）。[3]上述视角对我们理解中国宏观增长减速有很大裨益，但或多或少忽视了中国增长的区域结构特征。

由于中国增长实践的区域非平衡性质，在经济收敛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一定会率先减速，从而欠发达地区有可 能赶上发达地区。如果欠发达地区增长速度提高能弥补发达地区增长下降导致的损失，宏观经济增速未必会有显著降低。如果发达地区的产出权重太高，这种增长减速必然会对总产出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可见，理解相对发达地区增长减速对于深化我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相对发达地区增长减速的逻辑是否与宏观减速的逻辑一致？又如 何尽量延缓发达地区增长减速过程以放慢宏观减速的速率？本文拟结合长三角的增长实践探讨这些问题。

二、增长减速的逻辑与国际经验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一种近代现象：19 世纪中叶，首先是英国经济迅速起飞，然后是法国;而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长的步伐都极其缓慢。按照 Madison（2001）的统计，[4]世界经济的人均 GDP 水平在公元1000 年时的水平并不比公元1 年时的水平更高，而公元1820 年的人均GDP 也只不过比公元1000 年时的水平高53%。

从长期来看，正是 1820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改善了数十亿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因而使得经济增长和波动一直处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从增长理论上看，由索罗和斯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毫无疑问是研究經济增长的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将经济增长寄托于外生的生产率的增长，其后的AK 模型、产品多样化模型和熊彼特模型不过是力图将这种外生的生产率增长内生化。本文接下来的分析还是以新古典模型为例来解释增长过程中的增长减速逻辑。

如图 1 所示，在图 1 中，横轴表示人均资本，纵轴表示人均产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产出函数是凹的，储蓄率外生给定为s，生产函数为 f（k），由直线表征的资本折旧函数为（δ+n）k（δ 为折旧率，n 为人口增长率）。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要实现经济增长其实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当经济未处于稳态时，也就是图 1 中，人均资本存量处于 k1 的左边，都表示人均资本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因而经济未处于稳态从而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一旦人均资本存量到 达 k1，由于人均资本存量不再增加，因而经济无法实现继续增长;另一种是当经济已经处于稳态时，此时的增长就落在外生的生产率改进上，即图 1 中，生产函数由 f（k）上移到 f*（k），导致原有的稳态被打破，新的稳态资本存量为 k2， 相应的人均产出为y2。无疑，如果这个生产率的改进是连续性的永不停止的过程，则生产函数会持续向上发生位移，相应的经济增长也会永不停歇。这样，在长期，经济增长的重任就唯一落在生产率的提升上。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增长减速的两个原因。一是随着资本和产出逐渐逼近稳态资本和稳态产出，增 长速度会自然放缓。二是在实现稳态后，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减慢。由于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技术进步的步伐放慢后，增长速度也会自然地放缓。同时，我们从上述理论分析中还可以得出，在稳态水平相同下，后发国家和地区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最终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即经济会出现条件收敛过程。当然，如果稳态水平不同， 后发国家或地区即使一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那也只不过是以更快的速度跑完一个更短的终点而已，未必能赶上发达国家或地区。但是，在一国内部，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稳态水平，因而，在长期，一国内部的欠发达地区有着更快的增长速度并赶上发达地区。反过来，这也意味着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会出现增长减速，否则地区经济无法实现收敛。在国际实证研究中，跨国的经验研究大多没有证实绝对收敛，但新古典模型预言的条件收敛得到了大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Barro，1991;Mankiw 等，1992），[5][6]尤其是在一国内部的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如 Barro 等（1992） 对美国和日本各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7]证实了落后地区有着更快的增长率，也即相对发达地区出现增长减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评价当前一种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讨论增长减速的观点。即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将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第三产业在就业和产值方面将占据主体。但第三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由于 Baumol（1967） 所说的成本病（cost disease）原因远不如制造业提升迅速，[8]这会降低整体技术进步速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即宏观经济会经历一个“结构性减速”。同理，一些国家早期经历的从农业转向工业或制造业，由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迅速，因而宏观经济会出现“结构性加速”。根据曹静等（2011）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从 1982-1984 的 4.5%降至 1984-1988 年的 1.2%，最后降到 1994-2000 年的-3.5%。[9]这种结构性减速理论其实仍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只不过它廓清了生产率放缓的原因。但生产率提高的放缓远非产业结构调整能完全解释。从理论上讲，生产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乘以效率，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始终在技术前沿面进行，不存在无效率情形，则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上就等价于技术进步率。而从技术进步本身的机理来看，随着技术水平的抬升，要实现同样的技术进步更加困难。技术进步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这本身就意味着技术进步会放缓。

我们同时介绍下其他增长理论中的增长减速观点。如前所述，新古典增长模型将长期增长寄托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但惟独没有解释生产率的提升机制，这意味着这种理论虽然能解释收敛与增长减速，但不能解释长期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力图解决这个麻烦。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第一波 AK 模型中，由于独特的生产函数设置，企业之间的知识外部性完全抵消了由单个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时的收益递减，产出增长率同资本增长率是相等的。该模型能解释长期增长，但无法解释收敛。在 AK 模型看来，增长减速只会发生在储蓄率降低或生产率增长变慢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二波中，产品多样化模型和熊彼特模型不约而同的强调增长率关于创新的生产率递增，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见，不论是新古典模型还是内生增长模型，增长减速都与创新或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提升的速度有关。

尽管以新古典模型为代表的增长理论预测了增长收敛和减速，但并没有具体给出减速的具体时机。根据艾肯格林等（2012）关于经济减速的观点，[10]如果在前后 7 年间经济增速从 3.5%以上下滑超过两个百分点，即为经济增长减速。他们利用PWT6.3 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大约有 41 个国家出现过增长减速。平均而言，增长率的下滑从 5.6%降低到 2.1%。减速的时机大约在以 2005 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约为 17000 美元时。实际上，根据 PWT8.0 的数据，检测部分高速增长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减速纪录，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经济减速可能还到不了艾肯格林所说的 17000 美元。上述 6 个经济体平均在 13000 美元就开始减速了，平均下滑 3.2 个百分点（骆祖春，赵奉军，2014）。[11]

三、长三角增长减速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