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权力收放的双向审视

由于行政管理的特殊需要，行政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行政权力的扩张有其内因和外因，外部社会事务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发展性需要更多行政力量的介入来调和、管理私人力量无力解决的事务;与此同时，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的公共强制性和公共利益性也成为行政权力扩张的内在动 因。我国现存有效的几部法律也表明行政权力扩张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如 2021 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此规定将行政处罚实施权下放到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使行政处罚权的实施主体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扩大到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此外，《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此规定也大大赋予了地方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设定方面的权力。然而，行政权力的扩张无疑会使行政机关违法侵权概率大大增加，实践中行政机关越权执法、不当执法、违法执法的案件频发，使公民权益受到了行政权力扩张的侵害和影响，违背了“放权”之初法律设置的本意，也使行政放权和行政控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做到行政权力“放”与“收”的动态平衡和松紧有度？如何既有效地激发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 管理活力，又对下放的行政权力予以适当“收”紧，谨防因行政权力下放而导致的权力滥用现象的出现？这是在法治政府建设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

行政权力“收放”问题事关行政权力内部效率与科学的平衡。我国学者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行政权力与外部诸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上，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而对行政权力内部 “控权—平衡”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行政权力动态平衡路径的构建，学者们大多从控制行政权的角度入手，提供了约束控制行政权力的四种路径。第一，通过权力制约、运作程序、公民权利、自我运行来对行政权力实行多角度、多方位的控制[1];第二， 通过加强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优化权力格局来实现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2];第三，王英津在文章《论现代西方政府权力的结构变化与平衡模式完善》中提到，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权利政治与程序法制建设，不能简单地对行政权力加以弱化;第四，通过实体行政法、程序行政法以及行政救济法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来实现对行政权的控制。通过对行政权力平衡路径建构相关文献的梳理，值得肯定的是学者们均认识到了行政权力扩张背后隐含的危害性，并提出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控制，反映了学界对于“法治”与“控权”的深刻认识;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路径构建上，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控权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大多只是沿用行政控权的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没有形成一个行政权力“收”与“放”雙向角度的平衡路径，没有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权力平衡观，在这类研究成果缺失的情况下，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难题。行政权力的“收”和“放”